中国的“幼儿园”从哪来？其实和妇女解放与就
托儿所的出现是让受过教育、有专长的女性继续职业生涯，教育工作者专心教养儿童。
文／祁颢
大树根，位于古都南京的主城区偏北，毗邻昔日皇家园林玄武湖，六百余岁的明城墙迤逦而过。相传清末时为一里弄，得名于巷口一棵三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。如今作为居民社区，为历史遗迹带来了市井人家烟火气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这里曾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办公共托儿所的诞生地。
火灾惨剧震惊世人，妇女协会筹办幼托
1934年9月5日,这本是一个寻常的星期三，上午天气闷热，路人行色匆匆。忽然，阵阵急促的敲锣声打破了短暂的宁静。原来是东关头一处平房里蹿起了火苗！祝融肆虐，砖木结构的民房迅速将四周的茅草棚户也一并引燃。
当赶到的消防警员与附近居民奋力将大火扑灭后，令人无比心碎的一幕呈现在众人面前：被熏黑的残垣断壁里，年幼的姐弟四人紧紧蜷缩在角落，却早已停止了呼吸。原来，他们的父母一早外出营生，只得将无人看管的子女反锁在家，灾难骤然来袭，小孩子们无法及时逃生，最终倒在了浓烟与烈焰的笼罩中。
这起罕见的人间悲剧因为发生在民国首都闹市区，舆论一时哗然。除了呼吁当局继续加强消防警力与安全教育，沉寂多时的有关设立公共幼托机构的讨论，又一次在各大报刊上展开。然而此时，在形式上实现统一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，面临着外敌侵犯、军阀割据的严峻局面,无心且无力从事儿童福利工作。
南京市第一托儿所创办人李峙山女士
于是，全国儿童事务遂由孔祥熙担当会长的中华慈幼协会负责处理。但彼时中华慈幼协会首要任务，是以协会所在地——上海为中心，开展赈济灾童、难童以及救护受虐儿童等。为“双工”家庭提供婴幼儿看护，并不是核心事务。
而在南京街头，一位女士正在为筹划“公共幼托”四方奔走，殚精竭虑。她是李峙山，原名毅韬，1897年出生于河北盐山县一个贫苦农户，家中独女。她18岁时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就读，毕业后任该校附属小学教员。
当时的中国，正处于五四运动的前夜，各种新思想、新文化通过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等杂志在社会上四处传播。发端于清末戊戌变法时的“废缠足、兴女学”，到辛亥革命时女性要求平权的呼声，知识界进步人士正不遗余力向延续千年的封建礼教制度、压迫妇女的各种腐朽思想口诛笔伐。
这一切，让李毅韬大开眼界，备受鼓舞。自己母亲被祖父、父亲欺凌，郁郁而终的惨痛经历，令她坚定了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信念。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，她积极投身其中，参加了由邓颖超、刘清扬等女界领袖组织的“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”，多次代表该会公开演讲。为了进一步团结广大爱国青年学生，在周恩来的倡议下，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同志会等进步团体合并为觉悟社。李在社内代号“四十三”，因此改名“施姗”，后改定为“峙山”。
此后，李峙山一边在北平香山慈幼院、达仁女校担任教职，一边参与妇女解放运动。她在天津创办《妇女日报》《女星》杂志，以及女星成年补习学校。她1927年调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，在沪期间与谈社英创办《妇女共鸣》半月刊，后调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任干事。
1930年代，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相对低潮的阶段。“五四”一代的女学生们告别了象牙塔，陆续走进了社会与家庭的“围城”。“九·一八”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后，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。而蒋介石、宋美龄发起的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则以官方话语来规范、管控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形象。各地官办妇女会亦鼓吹起“新贤妻良母”“妇女回家”等复古论调。
这种情况下，李峙山决定联合曹孟君（中共地下党员）、谭惕吾、邓季惺等知识界爱国妇女组建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。宗旨是“研究妇女问题、促进妇女文化、革新妇女生活”。成立伊始，她便呈请“中央党部积极引导妇女参加政治活动”，以回应“妇女回家论”。她同时提出举办“儿童寄托所”与妇女补习学校，期望通过这些工作为广大妇女儿童解决实际问题，推动妇女运动的继续发展。
襁褓事业艰难起步，儿童公育争议四起
创立幼儿托管机构，源自李峙山早年携年幼的女儿辗转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多地，一边在职场打拼，一边照顾家庭的艰辛经历。她认为“妇女们背负着重重的主妇与母亲的责任，以致不能自由的踏上妇女运动的途径”。
